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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相大和尚：南京佛教文化历史遗存
南京佛教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南京佛教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其影响力
南京佛教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资源丰富。南京佛教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其影响力；
江南地区最早的佛寺（东吴建初寺）在这里诞生，从此南方佛教传播有了基地和载体；
这里是江南地区最早的一批佛经的翻译中心和传播中心（东吴），是三国时期全国译经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成为当时中印文化融汇的南方中心；
这里的皇帝最早礼请外国佛学家作为皇位接班人的老师（东吴），使外来的佛教文化为国家最高统治阶层所接受；
支谦在这里翻译了一系列密宗经典，这也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汉译密宗经典；
迄今保存下来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佛教经录《出三藏记集》在此诞生，该书并有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僧人传记，对中国佛学及佛教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这里是中国玄学佛教化最早发达中心地之一（东晋），也是外来佛教中国化过程最早最重要的发生地之一；
东晋人戴颙在这里开始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实践，顾恺之、张僧繇等著名画家也在这里参与了佛教绘画中国化的过程。这些对中国造型艺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高僧竺道生在此最早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使印度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获得社会实践价值；
这里最早在朝廷内掀起带有中外文化撞击性质的“沙门不敬王者”和“夷夏之辩”的大讨论（东晋），最终是佛教文化获胜，使得在传统的专制政权之外出现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和文化传播源，这对中国传统社会机制是有利的补充、协调和改善，对社会稳定和抑制人类的暴力倾向具有重要作用；
这里是南北朝时期学派义林的南方中心；
这里出现过中国历史上唯一集“皇帝菩萨”、大佛学家与全国最高统治者于一身的梁代皇帝萧衍；
这里最早产生“神灭论”和“神不灭论”的学术辩论，并在辩论中形成了以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为主要形式的中国佛教有神论，此论影响甚远；
晋代往天竺求经问学的中国僧人法显，首次从海路归来并在这里做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写出中国第一部外国旅行记《佛国记》，推动了以后中外文化的沟通与交流；这里曾是全国重要的佛经翻译中心和研究中心（六朝），佛寺作为重要的“译场”，有严格的翻译专业人员组合，以保证译文的忠实，其科学的组织和程序至今还为学者所乐道。在汉文佛典宝库中，有着这座城市的特殊奉献；
这里，最早由皇帝发布命令，要求佛教徒持戒必须断酒肉，从此素食成为僧人的生活特色之一（梁代）；这里还是我国比丘尼最早受戒之地（南林寺），从此中国的比丘尼获得了与比丘同样的佛教地位；
这里是佛教传入古代百济国（今韩国），进而又由百济正式传入日本的发源地（东晋、南朝），在东亚具有佛教文化重要传播源的崇高地位；
中国文学经典性著作《文心雕龙》是在钟山上定林寺诞生的，因为这座寺庙是当时的图书收藏中心之一，古代佛寺文化地位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明万历初年，如馨（1541－1615），也称古心，于金陵古林寺建弘律道场，明神宗曾赐予“振古香林”之匾。后历住灵谷、栖霞、甘露、灵隐、天宁等寺院，开坛授戒三十余处，徒众近万人，世称“中兴律祖”。
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称南京是“佛教学术的中心”。东吴时代，康僧会等在此注解最古老的禅法经典《安般守意经》，因此这里禅学根基深厚，南朝之宝志、傅翕皆为修禅高僧，宝志又有“神僧”之谓，其事迹一直影响到后世活佛济公之形象；这里与中国最早诞生的佛教学派“三论宗”、“天台宗” 、“牛头宗”、“法眼宗”等有着血缘联系。因此，学者谓中国佛教大小乘各宗派，无一不和南京有关；
佛教“唯识宗”创始人、对中印文化交流有突出贡献之唐代佛学大师玄奘（唐三藏）虽未到过金陵，但其顶骨舍利宝藏于灵谷寺、玄奘寺等寺院；
2008年考古发现了北宋长干寺地宫，2010年“当时仅存、世间唯一”的佛顶骨舍利在南京盛世重光，同时出土了诸圣舍利、感应舍利，南京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舍利之都；
这里曾是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因此被人誉为天下“佛国”，唐代诗人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成千古绝唱，让人吟咏之间产生无限之联想……
这里还有我国木版刻印佛教经典的唯一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由中国近代佛教复兴奠基者杨仁山居士于1866年创办，初设于北极阁，继迁常府街，后移延龄巷今址。自创立后，在杨仁山及其学生欧阳竟无的努力下，为佛教复兴、弘扬佛教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近代名人梁启超、章太炎、谭嗣同，桂伯华，以及汤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都与金陵刻经处有殊胜的因缘。金陵刻经处也是我国近代佛教僧教育发源地。1907年，杨仁山在此创办了佛教僧学堂“祗洹精舍”。近代佛教高僧太虚即为第一批学员，作为当今我国刻印流通木版佛经的唯一机构，金陵刻经处在国际文化界，特别在东南亚佛教国家声誉卓著，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金陵刻经”印刷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921年太虚大师在南京毗卢寺成立中国佛教会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使南京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至今常有台湾法师来此溯祖追源，寻根礼祖，毗卢寺已成为我市佛教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从六朝时期，佛教倍受皇帝、士大夫尊崇，成为当时主流文化之一。明初，由于朱元璋、朱棣父子的重视，佛教文化又一度辉煌。由清朝到民国，南京佛教不绝如缕，一线相续。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南京佛寺多为兵火毁伤。同治、光绪年间，虽几经修葺重建，但不过十取一二，终未能尽复旧观。
南京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京佛教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健康有序发展，目前经批准对外开放的寺院目前共有64座（其中2座筹备设立中），现有僧尼300多人，成立了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和江苏尼众佛学院两所中级佛学院，培养了大量僧才。金陵礼佛文化月已经成功举办9届、佛顶骨舍利也于2012年被应请至港澳供奉，发挥了极大的启迪智慧、净化人心的作用。南京国际佛文化用品展、南京佛教与金陵、三论宗学术研讨会等都为弘扬南京佛教做出了积极贡献。
南京市佛教协会已成立62年，2018年换届选举完成了新老交替，新班子正发挥着联系佛教信众与党和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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